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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商帮山西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2014/8/1 16:49:43   来源:中国网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太谷县志》中也记载,“风俗数十年而一变,而其迁移渐染,转厚而为薄,转俭而为奢。”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拒绝转型的代价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清查账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规律,在两千年至今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

  (来源:运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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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邹淑娟    责任编辑:胡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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